被技术侵入的我们的生活 | 追问2020
2020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里，无数人的生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改变；也正是这一场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让2020年注定会成为科技史上非比寻常的一年。
回望这一年，在疫情笼罩的悲观氛围中，我们意外地发现科技的各项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自然》杂志在前几天发布了2020年科学大事件，其中提及今年是太空探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SpaceX的成功开启了商业航天的新模式；3次火星探测任务在今年7月启动；“嫦娥五号”成功携月壤返回地球。冷冻电镜技术与机器学习突破性地揭秘蛋白质的结构；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方在新冠疫苗研发上的速度与成果，在人类疫苗史上绝无仅有。
新冠疫情带来的人群隔离效应，放大了技术与生活密切关联，同时倒逼着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我们见识了大数据的应用如何帮助有关机构控制疫情的传播，不少人第一次感受了“在家办公”的难与易，亿欧智库发布的《2020远程办公研究报告》显示，半数中国工作人口都参加了这场全民远程办公实验。除此之外，短视频、直播带货的热潮也许标志着一个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疫情推动下的技术加速，未必全都是好事。2020年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让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数字化鸿沟带来了大批以老年人为代表的“数字弃民”，如何才能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在推荐算法的诱导下，“科技上瘾”或许已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新病症。当个体赤裸裸地面对技术把持的系统，留给我们选择的空间还有多少？
12月14日晚，在《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SKP RENDEZ-VOUS共同举办的“追问2020：系统围城”线下对谈活动中，严飞、孙萍、张安定三人齐聚北京SKP RENDEZ-VOUS，一起盘点2020年围困住我们的热点议题。本篇文章为“系统围城”系列回顾文章的第三弹，我们为你盘点“年度技术议题”。
“追问2020”系列：
“打工人”、“摸鱼学”、“职场PUA”……工作如何勾勒了我们的生活？| 追问2020
撰文｜李永博
01
人脸识别技术争议： 技术如何入侵我们的生活？“如果依据手机号和姓名完全可以认定入园者的身份，为什么进入动物园还需要人脸识别？”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类似情形的困扰，但愿意较真的却只有郭兵一人。今年11月，他的一纸诉状打响了“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郭兵于今年10月26日来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却被要求“刷脸”入园。在和工作人员交涉时，他发现门检员正用手机为游客“刷脸”，而非专业人脸识别设备。郭兵认为园方强制消费者使用单一方式入园的“霸王条款”没有正当性。
尽管一审判决宣布郭兵胜诉，但郭兵提出的“要求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相关格式条款内容无效”的4项诉讼请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据最新相关报道，由于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郭兵日前已经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宣判。图源：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截图。
作为人工智能的产物，人脸识别技术为个人信息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日俱增。在今年疫情的推波助澜之下，人脸识别技术在大规模地应用之时，往往忽略了程序的谨慎与正当性。如果说一两年之前，大多数人还在讨论人脸识别带来的便利，及至今年年底，网络搜索引擎上围绕人脸识别的关键词几乎都呈现了我们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与此同时，围绕人脸识别的争论自技术应用以来就没有停止过。
今年上半年展开疫情隔离措施期间，某些小区“刷脸”才能进入的规定就曾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有些时候，人脸识别这种看似最便利的手段，反而增添了诸多不便。今年11月下旬，为了办理社保卡激活，一位94岁老人被抱起做人脸识别，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从现场截图可见，这位年岁已高的老人被家人抱起来，膝盖弯曲，勉强进行人脸识别，看起来十分吃力。不少网友评论道，难道激活社保卡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技术的霸道与统一标准在何时取代了人性化的管理？
无独有偶，前不久，社交网络上的一段“男子戴头盔看房”的短视频也曾引发争议。视频中的字幕显示：“为保护个人信息，戴着头盔去看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房企安装人脸识别系统，与其“分销模式”有关。售楼处的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让房企迅速识别某个购房者是中介拉来的，还是看了宣传的“自然到访客户”，这关系到客户能不能享受中介渠道的优惠。
人脸识别技术及相关争议背后，凸显出暴露在高新技术下个体的脆弱与无助。“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 还未尘埃落定，北京正在兴建的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就宣布会采用阿里提供的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入园方式。可以想见的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与个人隐私权的张力，将会一直存在。
面对技术对私人生活的入侵，我们还有哪些抵御办法? 中国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孙萍认为，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隐私”与“便捷”之间做选择，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技术造成人的“非隐私化”。例如，手机应用软件的绑架使用与所谓的“用户协议”，表面上虽做出了告知，但实质上无法给予用户充足的选择权。相比如何保护隐私，一个更前置的问题是在当下的环境，我们应当如何定义隐私。这也可能是留给所有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技术与隐私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方案？青年文化研究者张安定则指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立法程序一直都在推进。据《科技日报》消息，近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已正式回应人脸识别的争议，并将进一步听取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立法机构的介入，或许会是脱缰的技术回归正途的良好信号。
02
受到疫情影响，出行在今年受到许多限制。无论大小公共场所，出示健康码成为我们每个人需要履行的义务。本来无可厚非的程序，却因为一些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的遭遇，不免让人揪心。
据网络上流传的短视频显示，今年7月28日，大连一位老人因无法出示健康码而在乘坐地铁时受阻。工作人员多次让老人出示健康码，但并未向老人具体解释健康码的使用方法，老人不解，当下情绪十分激动，称“没有这个事”，双方就此发生争执。
“老人乘坐地铁时因无健康码受到工作人员阻拦”视频截图。
相似的案例不断重演。8月17日，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白发老人乘公交车时因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停车拒载。因迟迟不下车，老人遭到车上乘客愤怒谴责“为老不尊”。还有人劝老人下车，称“这些年轻人上班多不容易”。这让老人不知所措，直到民警接警后赶来将老人带离。
没有健康码不让乘车，本是一视同仁的按规则办事。然而这些老人的遭遇却获得了旁人更多的同情。试想谁的身边又没有几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呢？
问题的背后，折射出银发一代与互联网之间日益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来说，互联网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已经足够庞大到不可忽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9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1%。《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9.04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10.3%。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图。
另一方面，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遭遇的各种窘境在舆论上不断发酵，以致他们被视作数字化时代的“结构性弃民”。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36.4%的中老年人偶尔用，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经常用。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技术时遇到的数字化鸿沟，可能比年龄差距更为明显。
“数字化鸿沟”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当初阿尔文·托夫勒提出数字化鸿沟，主要是指向由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
《第三次浪潮》，[美]阿尔文·托夫勒著，黄明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
信息时代的一个预设在于，我们总是假定每个人对信息的接受和学习能力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面对技术的革新，知识处理能力的先天差异造就了数字时代最初的不平等。
我们如何才能保护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张安定认为，这种“弱势群体”的视角更多地诉诸对社会伦理的提倡，如果我们尝试从商业研究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都可以被视作产品与服务的包容性设计。如今，很多科技公司在推出产品和服务时都会强调自己的包容性设计，但是其核心并非是倾向于某一个特殊群体，而是要考虑对一个人在复杂情景下的包容性。关键在于，我们的产品设计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场景的差异化，这才是所谓的科技向善的涵义。
“追问2020：系统围城”。从左至右分别为张安定、孙萍与严飞。
张安定非常认同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提出的观点。在技术主导的时代，每个个体赤裸裸面对系统，我们很多时候会忽视个体的能力。在今天，个体在很大意义上被简单地看成了消费者。但是即使你是消费者，你也是有力量的，何况我们仍能拥有更多的身份。
《资本主义的未来》，[英]保罗·科利尔著，刘波译，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今天一些网络前沿的极客与年轻艺术家正在做尝试努力，用个体的力量对技术统治的系统说“不”。张安定补充道，资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敏感的，当更多人说“不”的时候，资本的决策肯定会发生变化，只不过我们太多时候只把自己当作普通的消费者，自认为别无选择，但其实我们还能创造很多可能。
03
无时无刻盯着手机，不停地刷朋友圈，准时准点守在直播间前，一有空闲就忍不住滑动短视频……这类“上瘾”行为几乎可以一直列举下去。2020年，更多人远离了面对面的社交场所，却沉迷上了直播与短视频。走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种“科技上瘾症”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滑手机？不少研究已经指出，科技公司设计出来的网络产品，总是拥有令人无法自拔的 “上瘾机制”，这实际上与赌博、毒品给人带来的刺激有着相似的原理，根源上利用了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的刺激模式。
以社交媒体作为分析案例，社交网络的创立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们团结起来，但实际上社交网络分散了我们日常的注意力。Facebook的创立总裁 Sean Parker曾在《卫报》采访中承认，对于社交网站的运营者来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利用用户的时间和有意识的注意力。
通过推荐算法，社交网站不断提供内容刺激人身体中的多巴胺，激发我们采取行动，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愿望，最后建立起我们对需求被满足后的预期。一些研究者更是把这种科技公司的经营模式称之为“多巴胺经济”。
心理学博士亚当·奥尔特曾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提到，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缔造者，深谙网络产品背后的设计原理，一方面激励推销给用户，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孩子使用时却表现出非常谨慎。比如，乔布斯对自己的孩子使用电子设备进行了严格限制；而Blogger、Twitter和Medium三大平台创办人之一埃文·威廉姆斯只给两个年幼的儿子买了数百本书，却不给他们买平板电脑。
《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美]亚当·奥尔特著，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4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指出，今天我们面对的算法推荐存在两个面向。首先，算法的背后是一个商业的资本逻辑，商家利用我们在消费行为中暴露出的消费习惯和倾向，通过算法进一步刺激消费。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下，厂商先生产货品，然后通过仓储，最后发到消费者的手里。
“追问2020：系统围城”，图为严飞在活动现场。
如今，算法系统越来越精明，厂商先获取消费者的需求，再直接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以此绕过仓储带来的成本。同时，厂商往往还会用预付押金的方式，来解决生产时间带来的迟滞，比如今年“双十一”期间就出现了“尾款人”的现象。在这种算法模式下，消费者不断被激发购买的冲动，消费行为也不自觉地发生改变。
信息茧房则是推荐算法下的另一个纬度。推荐算法看上去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内容，实际上，我们的选择反而变少了。通过分析与再处理信息，算法原本应让我们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在资本的操纵之下，失去中立性的算法从过去单一的分析工具，成为了不断过滤多样化信息的诱导剂。在今天，推流平台根据用户阅读的偏向来推送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很多更有价值的信息被排斥在外。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算法的应用存在缓慢变化的过程。最早一批依靠算法的APP出现之时，用户可以在注册和登录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想要看的内容，用户因此获得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权。
但逐渐地，用户获得的信息和内容完全由推送方来决定，这样以来，消费者的选择权被让渡出去，算法推荐也就成为了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权。在算法的迭代和演化过程中，用户的自我选择空间正在被逐渐压缩。
1996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写了一本书《数字化生存》，描绘了数字科技将为21世纪人类的生活带来的各种冲击。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技术在书中都有相当精准的预言。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数字化生存》被视为迈向新世纪的指南，尼葛洛庞帝也被《时代周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未来学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畅想数字技术的发展前景之余，尼葛洛庞帝早在1996年已经洞见数字时代的另一番景象：所有人终将暴露在互联网之下，既无任何隐私可言，又深陷算法营造的信息茧房之中。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些技术带来的困扰也不幸地成为了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
可能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数字化浪潮是无可避免的，技术的困境在2020这个极其特殊的一年里展开的种种面向，或许能为我们在未来的行动之前，提供更多思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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